2015年5月，安东尼•布朗应邀到中国来与读者见面，我有幸主持了他的两场对谈活动。有读者问及“可否称安东尼•布朗为当代的图画书大师”，在我看来答案是肯定的，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图画书有多么受欢迎，也不仅仅因为他囊括了世界图画书领域所有的大奖，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创立了一种独特的图画书语言，或者说是一种特有的图文叙事方式。安东尼•布朗式的图画书语言具有高度可辨识性，意涵丰富且意味深长，同时还非常风趣幽默，很容易被孩子和大人理解并喜爱，令图画书发烧友与研究者津津乐道，也给其他图画书创作者提供了无穷的启发。 

而出版于1981年的《汉赛尔与格莱特》可以说是安东尼•布朗式图画书语言臻于成熟的标志。

在此之前，他自写自画创作过4本图画书：《穿越魔镜》（1976年）、《公园里的散步》（1977年）、《捉小熊》（1979年）和《看看我有什么》（1980年），其中第二本《公园里的散步》于1998年重新创作出版，改名为《公园里的声音》。而这本《汉赛尔与格莱特》（又译《糖果屋》）的文字则改编自《格林童话》中最著名的篇章之一。

在创作图画书之前，安东尼•布朗曾经从事过专业的医学绘图，后来做了很长一段时间贺卡设计，为童书画插画只是他的一个强烈愿望，但对于此道他还是完全的门外汉。在入门时，他非常幸运地遇到一位编辑朱莉娅•麦克雷，他们后来合作了20年。朱莉娅非常欣赏安东尼的画作，鼓励他将那些好看也很有意思的画编成图画书故事。基于从小对形状游戏的迷恋，及至后来对超现实主义绘画的迷恋，安东尼借用超现实主义画家勒内•马格利特创作的一幅镜中人画像的创意，串起了他的图画书处女作《穿越魔镜》。这本书的故事构成大概有一半要归功于指导他创作的编辑朱莉娅。而这本处女作也奠定了他的插画的基本风格——用超现实主义风格来展现儿童的日常世界。可是，故事要说什么？怎么说呢？

安东尼的第二部作品《公园里的散步》讲述的是两个家庭在同一个公园散步的日常活动，不过作者显然感觉这样的故事对小读者来说会很沉闷，于是他又用超现实主义手法在街道与公园的景物上玩了许多形状游戏，比如牵着苹果或猪散步的游人，在树丛间踢球的圣诞老人，有河马与潜水员出没的喷水池等等。这些看起来是在故事之外的视觉游戏颇受欢迎，后来在一个相当受欢迎的电视访谈节目中，主持人艾丹•钱伯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阅读专家）问他为什么要那么画？初出道的安东尼当时颇有些紧张，差点儿脱口而出“就是为了好玩儿”，但一转念间撒了个谎，说道：“因为我觉得孩子们就是这样看世界的吧。”多年之后，安东尼回顾说，自己越想越觉得那么说也很有道理，所以也不能算是撒谎吧。但可以看出，当时的安东尼并没有有意识地组织这种看似新奇好玩儿的表现方式，只是将其作为故事主干之外的花絮，以期调剂与平衡之用。到了1980年出版的《看看我有什么》，这些特别好玩儿的“花絮”渐渐融入故事叙述的主体部分，尽管主要作为背景，但仍然可用来表现小主人公看到的和想象到的世界。

直到创作这本《汉赛尔与格莱特》，安东尼•布朗才相当自如地运用他的超现实主义的形状游戏来叙述故事的主干。比如在第一个大幅画面中，你能看到爸爸、哥哥汉赛尔和妹妹格莱特神情忧郁地围坐在一张圆桌前，仔细看右侧的桌脚，下面居然垫着一本黑皮书（会是什么书？）。视线最近处的椅子是空着的，哥哥的椅背上好像是流星的图，椅子后面有一个趴在地上的娃娃，身上穿的衣服条纹跟妹妹的一样，那是妹妹的布娃娃，还是暗示一个去世的女性（妈妈)？地毯看起来有点儿脏，但又像是布满爆炸的图案，布娃娃趴着的地方很像是有一摊血渍。电视柜前的那个红球特别鲜艳，与整个屋子的破败和灰暗形成鲜明对比。一位成年女性坐在爸爸身后的沙发上，身穿粉红色的裙子，面色红润，没有看着另外三人，只是在看着电视，电视里有一架飞机。不过，等一等，怎么会有飞机和电视？《汉赛尔与格莱特》是格林兄弟整理于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故事呀！

关于那一幅画面，还有许多细节有待读者去发掘，它们被安东尼•布朗精心地安排在这里，很可能都有特别的用意。比如从画面中出现的电视和飞机来看，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被迁移到了当代，不再是“很久很久以前”。而在当代，这世界上还有饥荒和遗弃儿童的事情吗？当然是有的，安东尼没有用文字这么说，却在画面里提到了。在1812年格林兄弟最初整理这个故事时，故事中的妈妈是两个孩子的亲生母亲，但到了后来整理的版本中，这个角色已经变成了继母，不过故事一开始还只是说“樵夫的妻子”，直到结尾才提到“继母已经死了”。在安东尼•布朗这个改编的版本中，文字一开始就提到这个角色是继母，而在画面中安东尼又特别强调她与其他家庭成员格格不入。另外，房间里各种奇形怪状的小瓶子，汉赛尔椅背上的流星，还有左页小图中屋顶上的乌鸦，都似乎暗示着这个继母可能有的另一种身份。

仅仅从这一幅画的部分细节，我们就可以看到安东尼•布朗在着力尝试的表现方式，它们已经不仅仅是为了好玩儿，而显然是带有某种含义的指向，并兼具隐藏的象征意义。它们不再是点缀故事的花絮，而是故事主干本身。只是你或许会问：小读者能看懂吗？画家自己可能也曾有过这样的顾虑。在2009-2011年间，他作为英国童书桂冠作家，有义务要走访一些学校，与尽可能多的孩子交流。在交流过程中，他时常会拿这本书来向孩子们提问，想知道他们能从中看出些什么。最令他得意的是：当看到继母站在两个孩子的床边，试图叫醒他们的那幅大图时，小读者们总是能很精准地发现“那个继母原来是个女巫！”他们是怎么发现的？

原来，秘密藏在继母映在墙上的影子和窗帘组合而成的影像里——半开的窗帘正好是一顶女巫的三角黑帽子。生怕小读者发现不了，画家还在墙角下画了个黑三角的老鼠洞，给从镜子里看到的装饰画中那幢房子画了三角尖顶。往后翻，在糖果屋的窗子后面站着的女巫，同样是与半开的窗帘构成了三角尖顶帽子的视觉效果。而此处这个女巫的神态，又与前面第一次发现两个孩子找回家来的继母的神态基本一致，两者只有年纪的差别。总而言之，尽管故事文本中只字未提，但画家在精心设计的画面中努力想告诉读者：这个继母就是女巫！所以，故事结尾女巫死了，继母也死了，她们本来就是一体的。

阴影在安东尼的书中通常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在他的代表作《大猩猩》（1983年）中，安娜站在爸爸的书房门口，她的影子投向爸爸的方向，却怎么也无法接近他，还有她独自在房间看电视时，屏幕投射出的奇特光影，这些画面及其所暗示的丰富内涵都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在安东尼绘制的世界里，影子有时只是眼中看到的真实影像，但更多的时候却是画家特别想说的话。比如前面提到的继母站在两个孩子床边的那幅画中，我们能看到继母映在墙上的影子，从这幅画的镜子里，还能看到木柜上面的墙上有个黑三角的影子，我们甚至无法判断那是什么东西的影子，但可以肯定地说，那不过是画家追加的又一个提醒而已。在那个老女巫去摸汉赛尔的手指却抓到一根骨头的画面中，阴影却是一条正在吐芯子的毒蛇的样子，此处的意义显而易见。而在汉赛尔被关在笼子里的画面中，铁笼门和它的影子形成了前后通透的感觉，与扉页中关在鸟笼里的白色小鸟的画面相呼应，而正是这只美丽的鸟把兄妹俩带到了女巫的糖果屋。

关于这一类的表达方式以及前后的呼应关系，在《汉赛尔与格莱特》中还有很多，还是留给大家去发现吧，这可能是读安东尼•布朗的图画书最大的乐趣。不过这本书中无论是文本还是图画都隐藏着一些富有象征意义的符号，也许并不都是为小读者而准备的，因为这个故事从格林兄弟整理之初就并不全然是为小孩子准备的。比如说故事中一直出现的鸟的形象，有前面汉赛尔想象的屋顶上的白鸽，有引兄妹俩来到糖果屋的白鸟，还有最后驮兄妹俩过河的白鸭，它们一定是有某种象征意味的。有趣的是，那只白鸭在1812年最初整理的故事中并不存在，当然那条河也不存在，这都是格林兄弟在后来的版本中添进去的。画家显然很喜欢这样的符号，他又在画面中添加了一只乌鸦，先让它出现在屋顶上，后来又让它再次出现在林子里。在故事的文本之外，画家在画面中还特别喜欢运用门、窗、镜子和衣服作为特别的符号。当这些东西出现在画面中时，请一定仔细观察，前后比较，看看画家到底想表达什么。其中，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是在继母叫醒两个孩子的画面中，那一大面镜子居然看上去是有门、有锁眼的，这个门与兄妹俩第一次找回家、见到继母时的门有某种奇特的相似之处；而同样的房门又出现在汉赛尔无法出门捡鹅卵石的画面中，与汉赛尔被关在笼子里的画面，又有着微妙的关联。这些随处可见的例子，说明安东尼•布朗在创作这本书时已经磨炼出相当精湛纯熟的表现技巧了。

不过，并不是所有评论家都完全赞同安东尼•布朗的这个改编版本。美国文化学者杰克•齐普斯认为这个英文译本不太精准，但更重要的是，画家将这个故事的背景设定在1980年代，内容却没有与时俱进，没有做出任何批判性的更新。齐普斯特别强调童话的社会功能，他认为这个讲述饥荒和遗弃儿童的故事放在19世纪上半叶还情有可原，作为遗弃孩子的共犯的父亲最后被原谅了，在当时还是可以被接受的。可是到了1980年代，这位父亲与孩子的重聚被渲染得那么光彩，而所有罪责都推给了继母（或女巫）。在齐普斯看来，这样的改编是不大成功的。

的确，画家可能当时也多少意识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看到在图画的叙事中他在不断强化这样的事实：那个父亲有多么苦恼，同时与两个孩子共情。当他们走在林子里时，可以看到父亲的衣服是旧旧的，裤子的颜色与儿子的裤子颜色一样，而且膝盖处都有清晰的磨损痕迹。熟悉《我爸爸》这本书的读者，还能在继母叫醒孩子们的画面中找到同款的睡衣，我们知道那其实是安东尼父亲的睡衣，其中传递的父爱信息是非常深厚的。相比之下，那个继母是极其贪婪而冷漠的，最令人惊讶的是，虽然故事的文字中说这家人非常贫穷，但继母的打扮却时髦光鲜，破败房子里的梳妆柜上，居然放满了各种各样的高级化妆品，没有合上的抽屉既反映了女主人的懒惰，也暴露了她奢侈的习性；我们甚至看到，她在睡觉时还戴着发卷做头发！娶到如此败家的继母，哪有不穷的道理？画家大概就是要用这样的解释让读者相信：这个故事里邪恶的是继母暨女巫，父亲还是值得原谅的。可是，因为故事的文本是忠实于原著的，所以我们还是在故事中读到，那个父亲“将一根树枝绑在枯树上”，在有风吹动时会发出类似伐木的声音，以此来骗自己的孩子。如此处心积虑来遗弃孩子，而且还不止一次这样做的父亲，真的就那么容易被原谅吗？他会不会用孩子们带回来的珠宝再去娶一个时髦的妻子呢？画家在他们团聚的那幅画中画了一个小花盆，里面长出了一枝嫩芽，这当然象征着美好的希望。是的，画家只能希望如此了。

不过，杰克•齐普斯也指出，这篇经典童话的图画书版总是跳不出传统的叙述模式，这也是普遍现象，其他童书插画大家如莉丝贝特•茨韦格尔、保罗•泽林斯基、阿诺德•洛贝尔、詹姆斯•马歇尔、梅瑟•迈耶等人也都画过这个故事，但故事结尾也都是齐普斯所说的“带有背叛意味的拥抱”（指孩子们与父亲的拥抱）。但齐普斯在这里也许是太苛求了一点儿，实际上所有经典童话都是带有时代烙印的，后世的改编或翻译者也好、插画家也罢，提供一个不带现代人价值判断的还原版本是有其独特价值的。当然，在此基础上再创作的新版本更有时代意义。

实际上，安东尼•布朗在那之后还做过几次经典童话的改编尝试，而且每一次都做了大胆的演绎，以至于文本创作者必须署他的名字了。比如2004年出版的《走进森林》，主体线索源自《小红帽》，但故事的发展中融合了多个经典童话的小插曲，最后演绎出一个温馨的家庭故事；而2010年出版的《我和你》，则是《金发姑娘和三只熊》的现代版，以小熊的口吻，通过两条线索的叙述，提供了对故事中所有当事人都非常合理的解释，结尾也同样令人感动。显然，安东尼•布朗对最初的经典童话改编尝试也不太满意，他在不断地超越自己。

不过我想他对改编《汉赛尔与格莱特》最值得骄傲的一次超越还是1989年出版的《隧道》，那个故事看上去像是完全原创的，据安东尼自己说，创意源自小时候与哥哥一起经历的管道探险。但在这个故事中，隧道的那一头是童话世界，我们可以在树林中找到多个经典童话的图像符号，也包括《汉赛尔与格莱特》中的场景，比如糖果屋、篝火和吃掉面包屑的黑鸟，最后仍旧是妹妹依靠自己的力量救了被困的哥哥。收尾处更是意味深长，兄妹俩对大人什么也没说，只是会心地相视而笑。这实在是对经典童话的绝妙引用与极富匠心的改编。

奥地利裔美籍心理学家布鲁诺•贝特尔海姆在运用精神分析理论解构经典童话方面独树一帜，他在美国儿童心理学界和童书界曾经颇有影响力，当年也是他在莫里斯•桑达克的《野兽出没的地方》（又译《野兽国》）刚出版时加以抨击,引起一时哗然。不过贝特尔海姆对于《格林童话》中的《汉赛尔与格莱特》的解读还是颇有创见的。他认为故事中的母亲无论是亲生母亲还是继母，都代表着成人世界对于儿童的双重性：一方面呵护宠爱，另一方面严苛到近乎残酷。饥荒和饥饿感代表着现实中的严酷，这个故事展示了儿童应对这种严酷现实可能的态度和方法。当他们只想着依赖大人或只满足眼前的口腹之欲时，往往会陷入困境，本来可能还有办法的却变得束手无策。比方说，长在林子边的孩子怎么可能不知道面包屑会被鸟儿或其他动物吃掉呢？聪明的汉赛尔却在第二次犯傻了；而当兄妹俩来到糖果屋只是一通乱吃的时候，他们也完全忽视了本该预见的危险。可是，当孩子们正视危险，开动脑筋去想办法时，他们就有了机会，而且最可贵的是他们会互相帮助。在互助和互补的关系中，并非表面上强的一方（如男性、年长者）更有优势。这个故事中前半部分是哥哥主导，后半部分是妹妹主导，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当他们遇见小白鸭时，妹妹成功地求助，并且提醒哥哥不要急于一起过河，而是一个一个地过去。这种在冷静中显现的智慧是成长的标志。

借用贝特尔海姆的视角，我们可以不再纠结于“要不要原谅那位父亲”这样难缠的问题，而把这个故事看作一个孩子成长的寓言，故事里的那几只鸟更像是某种特别的召唤，引导孩子一步步成长。兄妹俩去糖果屋的路上没有遇到河，回来时却不得不渡河，看似不合逻辑，却更揭示了象征的意义——他们过河了，他们长大了。于是故事最后突然冒出来的那只老鼠也变得意义清晰了：通过辛勤努力，即使恶心如兹，也可变成宝贝。

我想，大概是那些经典童话中蕴藏的丰富的象征意涵，恰好与安东尼•布朗所擅长的形状游戏原理相通，当他悟出其中的法门后，便自然而然成就了属于自己的独特语言。迄今为止，他最引以为傲的代表作仍然是1983年出版的《大猩猩》，但其中所特有的、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表现手法，却早在这本《汉赛尔与格莱特》中就已经发展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