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基斯坦，有两个孩子很出名：一个是男孩伊拜尔，他在2000年获得联合国创办的世界儿童奖；一个是女孩马拉拉，她在2014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两个孩子都曾在自己的国家为争取儿童权利做出过贡献，并因此而遭到枪击。不同的是，马拉拉幸运生还，伊拜尔却离开了人世。

这本书讲述的就是这两个勇敢的孩子的真实故事。作者珍妮特·温特是一位关注时事——尤其关注第三世界落后地区生存困境的童书作家，她所创作的童书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对第三世界真实人物与事件的艺术再现。最为人熟知的包括：《巴斯拉图书馆员》讲述爱莉亚·穆罕默德·贝克在美伊战争中想方设法抢救图书的真实故事；《和平树》为我们描绘了诺贝尔和平奖女性得主旺加里·马塔伊在非洲肯亚发起的绿带运动；《驴子图书馆》则呈现了南美洲哥伦比亚的学校老师路易斯在贫穷及动乱的环境中坚持不懈推广阅读的真实事迹。

在这些以真实人物事迹为蓝本的童书中，贫穷、落后、艰难险恶固然是故事中主人公们共同面对的外在环境，但作者所看重的，却是他们在逆境中愈磨愈强的人格精神。这本书也不例外。在书中，两个主人公都是未成年的少年，但他们的勇气与力量，就连生活在安逸中的成年人也不能不仰视。伊拜尔的故事在作者心中酝酿了十几年，直到2012年她再次读到马拉拉的事迹，终于决定将这两个故事一同写出来。

两则故事的绘图风格一致，如民间艺术一般简单、童稚而不乏寓意。绘图的颜色也十分近似，与小主人公相关的情节用梦幻般的蓝色、粉色、绿色为主调，配以蓝紫、红紫等五彩斑斓的颜色，营造了热切与温暖的气氛。两则故事用正反面编排的格局，话分“两头”说起，在小书的中间，两个故事主人公则合二为一了。

马拉拉有着不同寻常的胆量，她不顾恐怖组织的威胁，坚持上学读书，并多次在公开场合演讲，宣传女童受教育的重要性。在珍妮特·温特绘制的故事里，马拉拉穿着长褂与长裤，最特别的，就是头上裹的头巾，这显示她是来自一个不同族裔的女孩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拉拉出现的画面，如果不是在做宣传演讲，那手里就一定拿着书本。作者借此突出书本与知识的重要性。

另一个故事中的伊拜尔，因为父母欠下十二美元的债务，成为备受剥削的地毯厂童工。在故事的第一页，我们看到伊拜尔用双手将一个风筝紧紧攥在怀里，而风筝则就此成为贯穿伊拜尔故事中的重要物品。地毯厂主将伊拜尔的风筝无情地扔在地上，但伊拜尔却偷偷地在地毯上织出风筝的图案。当伊拜尔在公众前宣传债务奴役非法时，人群之后的远山上，飘着两个风筝；当伊拜尔某天骑着自行车被子弹击中的时候，我们看到自行车尾也飘着一个风筝；在众人悼念伊拜尔的画面中，一个断线的风筝正缓缓飘扬。

很显然，风筝在这本书中成为了一个象征。如果我们再回头看一次马拉拉的故事，会惊奇地发现，原来风筝也在这里，你不妨细心地去找找看，风筝可能在远山，可能在窗外，甚至可能在墙画里、在马拉拉出席联合国演讲的大厅里。而马拉拉与伊拜尔“会合”的那幅图画，更是有着鲜明的象征意味。二人互为倒错，从身形到服装与山体的色彩都正好显示了生者与逝者的两个世界；而风筝的意象也格外显眼，不同的是，马拉拉手攥风筝的线，而伊拜尔的风筝已脱手而去。他俩在蓝色天空闪耀的星辰中互相眺望，两个风筝也遥相呼应。我们可就此解读风筝的寓意是对自由的渴望，对信念的坚执。风筝是他们的勇气，更是人生最高的理想。马拉拉仍然在世上坚持她的梦想，而伊拜尔虽然身处天堂，但他的勇气与理想却在世间长存。

这本故事书的主题鲜明，为了令作品更有可读性，作者用了文学性较强的语言来加强表达的效果，例如对黑暗势力的描绘，作者除了在色彩上采用了灰、黑等阴沉的颜色，以此与马拉拉和伊拜尔形成视觉上的对比之外，还特别用了暗喻的修辞手法，将对马拉拉的威胁势力比喻为“乌云如影随形”，将伊拜尔当童工的日子比喻为“生活在黑暗中”。此外，作者也用了大量的重复句式，为了配合马拉拉或伊拜尔演讲的语气（如马拉拉说“我有……的权利”），同时也加强了抒情效果，带有极强的渲染感情的色彩。相较而言，这篇故事的抒情性比叙事性更强，这些文字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当成简短的诗句来诵读，不妨让孩子感受文字的抒情之美。

我给小女玥玥讲了一遍这个故事，问她这个故事说的是什么？她回答说：“一本书，一支笔和一个老师，可以改变一个世界。”是的，看完这个故事，家长们或许没有勇气教育自己的孩子成为马拉拉、伊拜尔这样富有战斗精神的人，但一定会明白：知识和行动的力量，才是马拉拉与伊拜尔带给孩子们最珍贵的财富。